低調人生

       有一种女人，被唤作“二奶”；有一种女人被称为“情人”。
       二奶与情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大多的被牵扯到一起，但这两个词汇的定义有着无法遮蔽的雷同，又各自为舞，好像互不相关。
　　“二奶”与“情人”是否可以指同一个人，一定或不一定？这两词，就像孩子手上的棒棒糖的两面，旋转之后就分不情况哪是正哪是反，说到底，不过是一样的甜腻口感，最终逃不过被人慢慢吞噬的命运。
　　这样想来，不论“二奶”还是“情人”都可以归入贬义词的范围。对词汇的外延有了界定，有助于我们深一步探讨问题的本质。要澄清一点，这里谈到的“情人”只是狭义而指，词间语意想来也不必多说，自是能被意会言传。
　　
　　“二奶”这个称谓就是带有污蔑性的。故时称妾、姨太，似乎都比二奶唤之好听。好歹也是有了身份的。相较之，“情人”似乎还能听得过去。或许会有沉溺于爱中的女子对着她爱的那个有妇之夫说到：让我爱人，就算做你的情人。可见有人愿意做情人，而似乎并没有人愿意被称作“二奶”。
　　而“二奶”，如果要追溯这一名词的由来就要去探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的发展过程。这一词汇，全然是从粤语中译传出来的。这个有着深厚广东味道的词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在全国流传开来。
　　早期的二奶是指那些港人在深圳包养的内地小妹。这些港人多是在香港做中下等职业的人，货车司机最多，他们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大陆跑点买卖，看到内地小妹很容易起了色心。但他们多数没有过多的余钱，还有着严重的节约意识，认为去找鸡是又浪费钱又不讨好的事。于是乎就有了把这些企图在深圳讨金的内地姑娘收入囊中长期独占的想法。他们在深圳一些城中村租了村民的房子，把一个女人安置于此，过起了金屋藏娇的日子，往复于深港两地之间，不亦乐乎。这种做法推而广之，播及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
　　这些早期的二奶，多是些内地去深圳打工的农村女孩，并没有多少知识，只想着有个人罩着，可以在人生地不熟的特区过上几年衣食无忧的日子，顺便攒点钱来补贴家用，或是为自己留些嫁妆，她们中甚至有已婚的女人，说到底是被生活的窘迫逼上了玄径。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做过鸡。在她们看来，二奶至少比当妓女来得稳定。早期二奶的生活并不像很多人想的一样豪华奢靡。一般港人给的钱，用于交了房租之后就所剩不多了。后来，她们有些人甚至生下了港人的子女，开销甚大。再加上经济发展的走向，港人在深租屋养小被媒体不断曝光，传得沸沸扬扬。港人在港的正室知道后大表不满，多对其实行了经济管控。另外，深圳的房价不断走高，那些蓝领港人无法再去承爱高额的房租，最终不得不放弃那些“二奶”。早期二奶的命运多是回到家乡隐性埋名，嫁为人妇。
　　虽然那些早期深圳的“二奶村”已没有当年的火红，但是“二奶”这一新兴词汇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刮到了祖国的大疆南北。现如今，二奶的待遇应该已好过了若干年前吧。这个词语的外延也许更大了吧。现在所谓“二奶”必然与大款、堕落、虚荣等词联系在一起。充当二奶的人群也渐为宽泛了起来，群体整体素质水平日益走高，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之娇子。但是不管再怎么变化，二奶被冠以“有损社会道德”的舆论口径没变，低下阴靡的社会地位没变，惨淡落寞的角色形象没有变。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二奶”的命运终究如同被冠以的称谓一般，是不见天日的，是被道德正义所不耻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女人确实爱上了有妇之夫。一个事业有成，多金的男人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家伙，男人纵是有千般不好还有女人来爱，何况是这样一个男人。有时候爱情来临，道德总是被冲到了围墙之外。被爱情冲散了理智的女人可能爱上一个已婚有家有业的男人，这一场爱恋起初也许并不关乎金钱与名份，单单为了爱。但这场看起来殊途同归的爱情却一开始就隐藏着最为原始的落差。他已是别人笔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而她不过是一张单白的纸，为的是等他下笔。这场爱情，最开始就被画上了凄苍的残月，无限黯败。
　　做“情人”与做“二奶”最大的区别无外乎一个“情”字上，当然这个“情”是指最初的情。二奶无情，情人有爱，二奶无信，情人有义，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样一来可能所有被称作“二奶”的女子都认定自己是他的“情人”而非“二奶”，想来“情人”却比“二奶”好听得多。但“情人”这个称谓说到底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一份偷欢的幸福终究是穷途，就算假借了爱情的名义仍然得不到道德的宽恕，“情人”也许还有更为惨痛的结局，除了独自承受道德的惩罚，还要暗自隐忍爱情的伤痕。
　　
　　只有被道德允准的爱情才会得到世人的祝福。爱情永远不可能是两个人的事，所以世人的祝福显得那样弥足珍贵。不被祝福的爱情，终究得不到善终。
　　不论是做二奶还是情人，在选择之时请站得山头上看一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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